后记
聪明才智之士,勇武有力之人,极大多数是积极进取的。道德标准把他们划分为两类:努力目标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,是好人;只着眼于自己的权力名位、物质欲·望,而损害旁人的,是坏人。好人或坏人的大小,以其嘉惠或损害的人数和程度而定。政治上大多数时期中是坏人当权,于是不断有人想取而代之;有人想进行改革;另有一种人对改革不存希望,也不想和当权派同流合污,他们的抉择是退出斗争漩涡,独善其身。所以一向有当权派、造反派、改革派,以及隐士。中国的传统观念,是鼓励人“学而优则仕”,学孔子那样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,但对隐士也有极高的评价,认为他们清高。隐士对社会并无积极贡献,然而他们的行为和争权夺利之徒截然不同,提供了另一种范例。中国人在道德上对人要求很宽,只消不是损害旁人,就算是好人了。《论语》记载了许多隐者,晨门、楚狂接舆、长沮、桀溺、荷丈人、伯夷、叔齐、虞仲、夷逸、朱张、柳下惠、少连等等,孔子对他们都很尊敬,虽然,并不同意他们的作风。
孔子对隐者分为三类:像伯夷、叔齐那样,不放弃自己意志,不牺牲自己尊严
(“不降其志,不辱其身”);
像柳下惠、少连那样,意志和尊严有所牺牲,但言行合情合理
(“降志辱身矣,言中伦,行中虑,其斯而已矣”);
像虞仲、夷逸那样,则是逃世隐居,放肆直言,不做坏事,不参与政治
(“隐居放言,身中清,废中权”)。
孔子对他们评价都很好,显然认为隐者也有积极的一面。
参与政治活动,意志和尊严不得不有所舍弃,那是无可奈何的。柳下惠做法官,曾被三次罢官,人家劝他出国。柳下惠坚持正义,回答说:“直道而事人,焉往而不三黜?枉道而事人,何必去父母之邦?”
(《论语》)。
关键是在“事人”。为了大众利益而从政,非事人不可;坚持原则而为公众服务,不以功名富贵为念,虽然不得不听从上级命令,但也可以说是“隐士”——至于一般意义的隐士,基本要求是求个性的解放自由而不必事人。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,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。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,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。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,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,只有刻划人性,才有较长期的价值。不顾一切的夺取权力,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,过去几千年是这样,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。任我行、东方不败、岳不群、左冷禅这些人,在我设想时主要不是武林高手,而是政治人物。林平之、向问天、方证大师、冲虑道人、定闲师太、莫大先生、余沧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。这种形形色色的人物,每一个朝代中都有,大概在别的国家中也都有。“千秋万载,一统江湖”的口号,在六十年代时就写在书中了。任我行因掌握大权而腐化,那是人性的普遍现象。这些都不是书成后的增添或改作。
《笑傲江湖》在《明报》连载之时,西贡的中文报、越文报和法文报有二十一家同时连载。南越国会中辩论之时,常有议员指责对方是“岳不群”(伪君子)或“左冷禅”(企图建立霸权者)。
大概由于当时南越政局动荡,一般人对政治斗争特别感到兴趣。令狐冲是天生的“隐士”,对权力没有兴趣。盈盈也是“隐士”,她对江湖豪士有生杀大权,却宁可在洛阳隐居陋巷,琴箫自娱。她生命中只重视个人的自由,个性的舒展。惟一重要的只是爱情。这个姑娘非常怕羞腼腆,但在爱情中,她是主动者。令狐冲当情意紧缠在岳灵珊身上之时,是不得自由的。只有到了青纱帐外的大路上,他和盈盈同处大车之中,对岳灵珊的痴情终于消失了,他才得到心灵上的解脱。本书结束时,盈盈伸手扣住令狐冲的手腕,叹道:“想不到我任盈盈竟也终身和一只大马猴锁在一起,再也不分开了。”盈盈的爱情得到圆满,她是心满意足的,令狐冲的自由却又被锁住了。或许,只有在仪琳的片面爱情之中,他的个性才极少受到拘束。人生在世,充分圆满的自由根本是不能的。解脱一切欲·望而得以大彻大悟,不是常人之所能。那些热衷于权力的人,受到心中权力欲的驱策,身不由己,去做许许多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,其实都是很可怜的。
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中,不论诗词、散文、戏曲、绘画,追求个性解放向来是最突出的主题。时代越动乱,人民生活越痛苦,这主题越是突出。“人在江湖,身不由己”,要退隐也不是容易的事。刘正风追求艺术上的自由,重视莫逆于心的友谊,想金盆洗手;梅庄四友盼望在孤山隐姓埋名,享受琴棋书画的乐趣;他们都无法做到,卒以身殉,因为权力斗争不容许。对于郭靖那样舍身赴难,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侠,在道德上当有更大的肯定。令狐冲不是大侠,是陶潜那样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。风清扬是心灰意懒、惭愧懊丧而退隐。令狐冲却是天生的不受羁勒。在黑木崖上,不论是杨莲亭或任我行掌握大权,旁人随便笑一笑都会引来杀身之祸,傲慢更加不可。“笑傲江湖”的自由自在,是令狐冲这类人物所追求的目标。因为想写的是一些普遍性格,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,所以本书没有历史背景,这表示,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。
一九八○·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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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对隐者分为三类:像伯夷、叔齐那样,不放弃自己意志,不牺牲自己尊严
(“不降其志,不辱其身”);
像柳下惠、少连那样,意志和尊严有所牺牲,但言行合情合理
(“降志辱身矣,言中伦,行中虑,其斯而已矣”);
像虞仲、夷逸那样,则是逃世隐居,放肆直言,不做坏事,不参与政治
(“隐居放言,身中清,废中权”)。
孔子对他们评价都很好,显然认为隐者也有积极的一面。
参与政治活动,意志和尊严不得不有所舍弃,那是无可奈何的。柳下惠做法官,曾被三次罢官,人家劝他出国。柳下惠坚持正义,回答说:“直道而事人,焉往而不三黜?枉道而事人,何必去父母之邦?”
(《论语》)。
关键是在“事人”。为了大众利益而从政,非事人不可;坚持原则而为公众服务,不以功名富贵为念,虽然不得不听从上级命令,但也可以说是“隐士”——至于一般意义的隐士,基本要求是求个性的解放自由而不必事人。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,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。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,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。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,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,只有刻划人性,才有较长期的价值。不顾一切的夺取权力,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,过去几千年是这样,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。任我行、东方不败、岳不群、左冷禅这些人,在我设想时主要不是武林高手,而是政治人物。林平之、向问天、方证大师、冲虑道人、定闲师太、莫大先生、余沧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。这种形形色色的人物,每一个朝代中都有,大概在别的国家中也都有。“千秋万载,一统江湖”的口号,在六十年代时就写在书中了。任我行因掌握大权而腐化,那是人性的普遍现象。这些都不是书成后的增添或改作。
《笑傲江湖》在《明报》连载之时,西贡的中文报、越文报和法文报有二十一家同时连载。南越国会中辩论之时,常有议员指责对方是“岳不群”(伪君子)或“左冷禅”(企图建立霸权者)。
大概由于当时南越政局动荡,一般人对政治斗争特别感到兴趣。令狐冲是天生的“隐士”,对权力没有兴趣。盈盈也是“隐士”,她对江湖豪士有生杀大权,却宁可在洛阳隐居陋巷,琴箫自娱。她生命中只重视个人的自由,个性的舒展。惟一重要的只是爱情。这个姑娘非常怕羞腼腆,但在爱情中,她是主动者。令狐冲当情意紧缠在岳灵珊身上之时,是不得自由的。只有到了青纱帐外的大路上,他和盈盈同处大车之中,对岳灵珊的痴情终于消失了,他才得到心灵上的解脱。本书结束时,盈盈伸手扣住令狐冲的手腕,叹道:“想不到我任盈盈竟也终身和一只大马猴锁在一起,再也不分开了。”盈盈的爱情得到圆满,她是心满意足的,令狐冲的自由却又被锁住了。或许,只有在仪琳的片面爱情之中,他的个性才极少受到拘束。人生在世,充分圆满的自由根本是不能的。解脱一切欲·望而得以大彻大悟,不是常人之所能。那些热衷于权力的人,受到心中权力欲的驱策,身不由己,去做许许多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,其实都是很可怜的。
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中,不论诗词、散文、戏曲、绘画,追求个性解放向来是最突出的主题。时代越动乱,人民生活越痛苦,这主题越是突出。“人在江湖,身不由己”,要退隐也不是容易的事。刘正风追求艺术上的自由,重视莫逆于心的友谊,想金盆洗手;梅庄四友盼望在孤山隐姓埋名,享受琴棋书画的乐趣;他们都无法做到,卒以身殉,因为权力斗争不容许。对于郭靖那样舍身赴难,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侠,在道德上当有更大的肯定。令狐冲不是大侠,是陶潜那样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。风清扬是心灰意懒、惭愧懊丧而退隐。令狐冲却是天生的不受羁勒。在黑木崖上,不论是杨莲亭或任我行掌握大权,旁人随便笑一笑都会引来杀身之祸,傲慢更加不可。“笑傲江湖”的自由自在,是令狐冲这类人物所追求的目标。因为想写的是一些普遍性格,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,所以本书没有历史背景,这表示,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。
一九八○·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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